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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2019年04月15日 13:19

    在教学方面,初中需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与课内古诗文相关联的作家、作品,增加学生国学经典的阅读数量;高中可以采用专题学习和基于校本课程,选择经典国学作品以及重要革命文献,有重点地指导学生进行研读。

    今年多数高考语文卷的作文命题,都达到比较好的水平。首先,注重思辨和理性思维能力。这是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命题趋向。例如上海卷提供了这么一段话,“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如何对待它们,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谐的自我。”要求就这段话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写作。考生必须理解并抓住人心中那些“坚硬”和“柔软”的东西,比如原则、信念、感情等,去展开论说。要写好这样的作文,需要有一定的辩证思维能力,而不是非此即彼,或用名言警句拼凑一下就可以写好的。上海这几年的作文题重思辨,往往还往哲理上引导,除了语言运用能力,还特别注重思维能力,这样的题很难“套题”,平时读书多的考生自然会发挥得更好。

    今天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重大消息,继2017年本科二批与本科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之后,待条件成熟后,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将合并为“本科普通批”。

    他指出,“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有自觉,且应有作为。除了家教之外,中小学基础教育在国民人性、人格的养成上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国民教育中应增加国学教育的内涵。国学教育的核心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的教育。小学生应多学一点蒙学读物、家训、古典诗词与论文的名篇,小学高年级可以适当读一点《四书》《史记》选录。”

    我们再做一个思考,当孩子遇到问题时,我们不再说“你应当这样!”“遇到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做!”“你做错的原因是没有听我的话!”。我们换一种方式,反过来征询孩子的意见:“你觉得应该怎样做?能不能说出你的看法。”

    教育圈最近似乎开启了“道歉模式”。湖南华容一位昔日“神童”的母亲,面对媒体反思自己当年对孩子的教育“太狠了”,最终酿就了儿子“17岁进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的苦果;无独有偶,辽宁沈阳一位高中老师时隔15年后,向被自己伤害的学生道歉,认为自己当年过于严苛,打击了学生的自信。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没有明确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条文,不仅教师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教师处理尴尬事件过程中的话语权被间接地剥夺。‘校闹’出现时,教师常常处于有道理无依据的尴尬处境。”一名教师表示,现在教师根本不敢管学生。  

    “影响力有什么用呢?”

    从2010年底开始,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团队,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等16个省市进行调研,召开了近百场座谈会,内容涵盖16个议题,包括考试科目、备考选考、异地高考、分省还是统一命题等,并形成了16个专题、共计80万字的专题报告。专家组在此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个高考改革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方案在教育部党组会议讨论后被搁置,原因在于“分歧太大”。

    教改教改,教改的关键还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我总觉得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现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毕竟有很多教师已经在在应试教育中挣扎,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很多教师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是。

    这就是国民心里我们教育的现状,也是我们教师的生存现状。那么导致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名望和地位无关,他可以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

    相比普通类型自主招生,复旦、交大的特殊类型自主招生报名条件降低了,但选拔的严格程度并没有放松。交大招办常务副主任郑益慧提醒考生,“综合评价招生改革试点”和往年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有着根本区别,尤其是偏科考生不能心存侥幸。

    从地域上看,生源危机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从学校看,生源危机已经从专科向本科高校蔓延,部分211高校在一些省份也出现了招不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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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这些年在中国,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30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比如考大学多少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差一分没有进这个学校,可是低一分比高一分的水平差多少呢,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规则。如果说没有考进这个学校,这辈子都完了,这种观点就太过了,完全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很多从普通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的发展也非常好,马云也不是顶尖大学毕业的。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 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同样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里还流传着一份“人大附中新初一分班考试真题”,其中涉及英语、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题目难度之高,让研究生毕业的笔者也难以答全,甚至有同为重点大学毕业的朋友大呼“连初中都上不了了”。如果这份题目真的是人大附中的新初一考题,那么至少能够说明的部分事实是,一些重点初中、重点小学的一大特点正在于超前教育,不然怎么会在小学毕业生的考卷里出现大学英语四六级程度的单词呢?

    继1988年上海、浙江先行试点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后,1989年7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试行高中会考制度,并在会考的基础上改革高考招生制度。

    这就是国民心里我们教育的现状,也是我们教师的生存现状。那么导致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教师的“懒惰”本质上是一种退,这种退是为了让学生进。而学生的成长才是教育的目的。

    参观的第一站,是信息管理组。在一个类似会议室的屋子里,放着十几台电脑,工作人员正在全神贯注录入信息。据介绍,这里相当于一个志愿信息的“资料库”,经工作人员的整理,将考生的志愿按批次分配好。

    第四种改革,是高考自身的改革,包括几个学科总分的调整,以及命题与阅卷的改革。

    由两部分组成——课堂教学中依次进行的“六”个环节及“一”个“限时训练”。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实施意见》的部署,继续深化义务教育招生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一是规范入学,阳光招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监督;二是多措并举,配套实施,缩小学校办学差距,打牢招生工作基础;三是强化责任,加强协调,建立科学有序、运转高效、公正透明的招生工作机制;四是要加大查处力度,绝不姑息迁就,充分发挥惩戒的警示作用。

    去掉难度系数小于0.2的考题,不让九成学生成为考试陪练

    从数据来看,有关此次替考事件的舆情热度极高。截至6月10日,相关网络新闻15026篇,平面媒体报道1341篇,博客123篇,论坛帖文1618篇,微博5361条(不含二次转发及跟帖),微信文章1003篇。

  把自我保护的社会排斥看似给孩子一个“纯粹的世界”,实际效果却难免事与愿违。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陆续宣布合并高考本科录取批次,这一无形的录取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高考只分本科和专科录取批次,所有本科院校平等竞争的年代,来了!

    三是推动教育信息化。要加快实施“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工程,发展在线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通过网络平台为每个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教育部关于重点大城市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无论对学校还是家长都是一个好消息。近年来,成都通过教育均衡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系列举措,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差距已经变得很小,但仍有少部分家长想尽各种办法择校,搞得学校痛苦,家长自己也痛苦。现在严格按照政策执行,家长没有择校的必要,学校也可以静下心来教书育

    1949年,汤川秀树代表日本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以后的16年间,日本共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2、备课组、教研组要按相关制度,备课、试课、听课、评课,编写或组编限时训练。

    目前全国只有北京、上海仍在坚持考前填报高考志愿。民间高考专家晨雾表示,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式,是一个大趋势。他认为,考前、考后填报志愿的最大区别在于,考后填报志愿更能反映北京考生的真实水平和一贯表现。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镇的“流动中国”的时代镜像里,乡村教师“溃逃”己不再是广大西部贫困地区的特例。据湖北省通山县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介绍,不到2年,全县有9名新机制教师选择考公务员而离职。如何留住人才,对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农村学校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度,成为教师进退的“门槛”,合格者继续从教,不合格者则自动退出。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老师清退出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个世纪初叶,“打倒孔家店”运动在推翻旧文化的同时,也随之丢弃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更为沉重的打击则是来自“文革”对学校教育的摧毁。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成为人人可以踏上一只脚的“臭老九”——这个称谓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矇昧的元朝——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自然不能幸免。经过这两次大运动的洗礼,社会已经失去了对知识的敬畏和尊重。即便如此,当年从事教学工作的,还是一批喜欢教书的人。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她)们当中相当一批人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悉心调教下,一批有志青年事实上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因此,一旦恢复高考,这批人马上脱颖而出,并且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比较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些下放知识分子的贡献。然而,随着“文革”结束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逐批返回城市,他(她)们教过的弟子们也都考入了大学,毕业后不再从事教师工作。因此,和上个世纪中后期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师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

    表演艺术家说,演员是在演戏,不是念剧本,可以根据表演的需要改动台词。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其一、道德不是分数能衡量的。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而道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这样一种无形的东西,怎能用具体的分数去衡量?除非对其现实效果、个人付出的代价等进行衡量。但这也是个难题,因为很难保证操作的公平合理性。对于见义勇为付出的代价,我们难道要制定详尽的标准,根据代价的不同而加不同的分数?

    在市教委公布的《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中,高考英语分值有所降低,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调整英语分值的目的主要是要提高英语的学习效率,使英语回归到语言工具的学科地位,而且英语回归语言工具,将会在试卷命题和试卷结构中有初步体现。

    中国教育之所以屡遭各方批评,固然有教育自身问题,但不可否认,也有国人对教育既重视,又不够虔敬的原因。若不是因为重视甚至过度重视,不会随便哪个人都来批评教育,还能引发公众围观;若不是因为不够虔敬,也不会随便怎么批评教育,都能引发公众围观。

    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需要正视的问题

  校园安全引起社会重视已经多年了,然而并未杜绝校园事故的发生。9月26日下午,昆明市北京路明通小学又发生一起踩踏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26人受伤。

    这些看似不错的数据,并未打消人们对“黄冈神话”不再的看法,有内部人士甚至称“再恢复往日辉煌,太困难”。

    最后,克隆他人教法,创新不足。为了使公开课取得良好的效果,许多教师往往照搬他人的教法而不顾及自己的教学实际。所选择的公开课内容多为容易活跃课堂气氛、容易组织师生或生生互动活动的材料;教学方法多为专家或同行指点,而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授课教师的教学特点选择教学方法;甚至照搬以往一些比较成功的公开课。总之,“有内容,无创新;有他人,无自我”。

    从纵向的历史沿革上看,农村教师的待遇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得到不断提升。以仲老师为例,“1987年我成为农村民办教师,工资只有24.5元,公办教师工资达到84.5元;1990年,我工资是32元,公办教师达到105.5元;1993年,我工资是64元,1997年转正,2000年时,工资是340元,2004年达到680元,到现在27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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