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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15日 13:21

    也有人担心,“综合评价”是否会成为“造假”的温床?在综合素质评价的丰富性和可验证性之间,改革方案作了仔细权衡,进入信息平台的都必须是可验证性高的信息,且有信誉等级制度、公示与举报投诉制度等监管举措予以保障。比如,提供公益劳动的社会机构必须经过筛选和资质认定,相关信息才能被录入到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平台中;再比如,录入信息管理系统的比赛活动项目和荣誉学生称号等,有着严格的限定。

    八成网友赞成高考“全国一张卷”,这是一种民意指向,吻合高考改革动向——最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

    △延伸阅读:

    □统考统测

    自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各地先后出台本地区招考改革方案。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包括上海、浙江两个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在内,全国已有19省份出台高考改革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倘若能够重新认识、发掘校训的文化内涵,以校训为警示,涵养求真求实的精气神;以校训为载体,弘扬真善美爱的价值观,才能推动实现教育的价值回归,才能培养优秀的现代公民,反过来,也才能让校训恒久、熠熠生辉。

    ——更关注热点焦点,关注社会发展

  2014年,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度破冰之年。打破“一考定终身”讨论了许久,终于在2014年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3、湖北高考语文卷向来内容繁复,题量饱足,考生很难在90分钟内做完前面90分的题目,写作文的时间可能不足60分钟。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好作文,平时应强化写作训练。

    我观察的结果是:如果一个孩子读三页、五页名著后注意力转移,他很可能不会再继续下去,甚至之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去读。而读十页以上,常常就能真正被故事本身所吸引,越读越有兴致,直至欲罢不能。现代中外儿童书能令孩子一口气读完的有不少,但能让孩子有兴趣读第二遍、第三遍的却不多,因为它们缺少更深层次的价值和吸引力,难以在孩子心中留下太多印记。而四大名著恰恰相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常读常新。从读故事到读情节,从读语言运用到读结构布局,从读人物形象到读思想情感,四大名著始终有其强大的魅力。难怪有人说,真正的好书适合九至九十岁的人阅读。各有所喜,各有所取,各有所悟,可以让人一生与之相伴。

    △延伸阅读:

    三是推动教育信息化。要加快实施“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工程,发展在线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通过网络平台为每个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教育部正在牵头研究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相关政策,大家关心的与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的协作,也有一定的突破。尽管将来教师编制的总额还是人社部门说了算,但是招聘的权力归教育部门,在岗位协调上,以县为主进行统筹。

    有人认为,对教师的奖励要特别注重建立面向大众教师的长效激励机制,以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成就感,只有将一所学校、一个区(县、市)的所有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它的教育教学工作才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深圳市重奖一位年度教师,意义不大,甚至可能伤害其他教师的积极性。

    5、立足现实:教好社会这本大书教师家庭的道德氛围普遍比较好,孩子容易养成好品德,但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容易被教师误认为是品德问题。教师习惯以听话、乖巧做为衡量学生德养的一条重要尺规,把不听教、言行不合常规的孩子视作后进生。长期的职业习性,使得大多数教师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像班上某个特别难教的孩子一样最终成为差或坏的学生,甚至有时会把差生的缺点投射到自己孩子的身上。

    郑渊洁曾告诉记者,他对父母的孝顺会被自己的儿子看到,他怎么对父母,下一辈人也会同样对待他。有一次他带儿子郑亚旗去买了一个平面电视,直接运到孩子爷爷奶奶家。3岁的郑亚旗很不解,说:“爸爸,我也想看呀!”郑渊洁就教育儿子,“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咱们肯定能比他们活得长,到那时,咱们就能看原子弹电视了,但爷爷奶奶肯定看不到原子弹电视啊。”

    为了获得一个理想分数,各路语文考试专家纷纷主张高中语文学习要夯实基础,而这基础说白了就是字词句,就连首都的语文专家来传经送宝也是这么说的,“知识就是字词,能力就是词句”,而要掌握这狭隘的语文知识,具备这浅薄的语文能力,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训练再训练。这训练呢,不过就是做题的同义词而已。这种做题,从学生上高中的第一次语文考试就开始了,严格与高考接轨,严格按高考的标准训练;到了高三,这种训练就成了立体式、密集式、轰炸式的。尽管学生对语文做题不是很积极的,但在语文老师的高压政策之下,学生们也是做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四是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要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化人文交流,为国家开放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校校协同、城乡一体、科教结合和大中小学有机衔接。要主动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用好社会资源,让社会分享教育资源,形成家校共育、学校社会协同的良好教育生态。

    刘利民:免试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确定的原则,教育部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义务教育法》已有规定,但是今年还要强调指出,要全面完善义务教育的招生办法。

    10月5日中午,德庆县新圩教师村某栋宿舍5楼的一位住户里,传出了吵闹声,2时许,只见男主人冲出房门,从5楼纵身跳下。跳楼自杀者系德庆县德城镇登云小学的教导主任张某,今年30多岁,有个2岁多小男孩,其妻也在德城二中工作。2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本来日子也应算是可以,但张某家时至今日都没有买房子,其妻子又花钱大方,因此,夫妻间产生不少矛盾。

    切实保障广大教师的表彰奖励权。这几年,国家日益重视落实教师的政治待遇,完善特级教师制度,评审正高级教师,奖励教学名师,等等。同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国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设立荣誉称号”的要求,但国家至今没有建立完善的教师表彰奖励制度。为了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有必要出台国家教师表彰奖励办法,建立国家教师表彰奖励制度,同时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出资奖励教师。

    而华南理工大学招办主任项延训表示,从开始报名的考试资格审核以及考核过程到最后的录取,全部都公示在学校的网站,保证考试的公开。

    [袁贵仁]:

    “一些需要扶持的考生,可能由于我国教育整体的不均衡造成分数上的差距,因此这些加分制度设置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虞立红说。

    虽然新东方给学员带来英语学习的快乐,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种快乐的学习很多时候还是为了“痛苦”的考试。

    亲子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父母给了孩子一切,他就会感恩。

    我们所谓的训练就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最后让孩子得到一个我们期望的答案,过早的对孩子进行标准答案式的训练是最最有害的,一些社会机构什么奥数从娃娃抓起,这都是最有害的。

    只有教育教学实践,只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才能为好老师锻炼成长提供宽阔的平台,才能培养出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之队”的筑梦人。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没有好教师当“引路人”,就无从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的人才。

    但是对照新课标的要求,还有就是站到十年课改之后所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来观察评价,也会发现现有各种版本语文教材的问题与不足。最大的问题是彼此趋同,个性不足。本来,“一纲多本”就是要发挥各个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不同风格特色的多种教材的竞争。但是现在“竞争”是有,那是发行推广方面的竞争,而教材本身特色、质量的竞争,并没有很好形成。

    剧作家的角度——“我注六经”,尊重传统文化

    难点之一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如果投入到生活实践中去,就必须付出心血和辛劳,甚至要放下贵族式的身段。难点之二则是,真正要在生活中有所收获,并不单单是获取一些信息、观察一些实景那么简单,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感悟、有所体验、有所思考。但现在不少作家艺术家仅仅把深入生活理解为到生活中获得一些故事素材,得到一点感性认识。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曾看到一项作家申报重点选题的材料,其中有人在申报表上说,他准备去某某地方采访若干人,然后写一部反映这个地方几十年历史变迁的作品。他的计划不可谓不宏大,但我对他能否写出这样的作品深表怀疑。即使是很有功力的作家,当缺乏足够充分的生活体验时,动笔也会慎之又慎。这些都说明,深入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实践过程,它要求作家艺术家始终对生活保持高度的兴趣,在生活的激发下不断产生思想的活力,不断有新的发现。

    当天的联组会上,14位发言的委员中,有3位的发言都是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但目前的现状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认同感降低,去中国化严重。

    另一面,当时的一些语文教科书,以社会问题设置单元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文化现象。浙江一师在这方面尤为典型。他们“在课堂上对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国文课变成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如人生问题、妇女问题、科学问题、道德问题等等”。〔6〕我们现在的以人文话题结构的教材与之相比,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有若干差异,但基本思路与浙江一师的并无二致,或者说,在重视义理这一点上与传统语文教学是基本一致的。

    记者: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消除大班额目前难点在哪?怎么做?

    [袁贵仁]: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媒体和网络使用新词频繁。在辞典下卷,可以看到“闺蜜”、“囧”、“拼爹”、“踩扁”、“哈日”等新词。宋子然考证,“踩扁”一词在媒体上最早由1996年的《成都晚报》在一则社会新闻中使用,说这话的人竟然是手拿菜刀,扬言“哪个敢进来,就踩扁哪个!”至于“囧”,如今能查到的则是《南方都市报》在2008年的一则报道中使用;“哈日”,最早使用的出版物是2000年的《广州日报》。

    好老师应当是什么样?不同年段的学生有不同的认识,社会各界人士也会依据自身学养或利益作出不同的解释。社会如何评价,也许不足论,教师自身对职业责任和职业精神有什么样的认识,最为重要。 几年前,高考结束后,访问一所中学,校长遗憾地对我说,虽然学校升学率居本市前列,但从没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群众希望有,政府要求有”,政府悬赏额度很高,可连续多年没法“破天荒”。每年高考分数公布,校内外一片叹息,领导和学生家长都失望,认为“归根到底是没有好老师”。校长心里失落,认为“没有好老师就没法办学”。他这样说,我不太明白,怎么能只用考试成绩评价教师呢?一定教出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才算“好老师”? 每年高考结束,一些学校对“好老师”的重奖和商界的重赏,令人咋舌,经过媒体炒作,也错误引导了社会评价。常听闻一些学校评价教师的举措,如本科升学率达到多少,奖励额度提高多少;考取清华、北大一名,奖励若干万元;学生学科竞赛获全国一等奖,指导教师可享受出国旅游一次……这些,都成为权衡“好老师”的标准。有了利诱,矛盾也就出现:起始年级分班,教师争先恐后,要带“实验班”“快班”“竞赛班”。因为学生基础好,容易出成绩,评上先进,也容易获得各种称号。 在各地,不难看到个别特级教师热衷于有偿家教,利用媒体吹嘘如何指导学生考北大、清华……所谓的“好老师”往往只是“应试积极分子”。如果评价教师不看师德和职业态度,只盯在升学率和竞赛成绩上,教师便不成其为教师,教育就有可能成为“反教育”。老师如果仅以此类事为乐,其职业境界可能有限。教育着眼于人的未来,教师的工作是为未来社会培育合格的公民,仅仅以考试成绩评价教师,会误导教师的职业追求。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长期在讲台默默工作的“普通学校的普通教师”,特别是那些在困难条件下扶助学生前行的老师们。他们教的学生或许考不上大学,或许没有资格参加学科竞赛,也不可能有出类拔萃的才能,然而,他们以后会成为这个国家普通的劳动者。请问,我们有没有关注这样的教师呢?我在生源较好的学校工作,很多学生能考上名校,也有一些学生读“普通院校”,他们都是我教的,我从没有以成绩好坏来衡量学生。我知道,学习能力有高低,而考试模式未必能反映他的真正学力,最重要的检测将是他在未来社会的表现。真正杰出的学生,无一不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的人,而非考试能手。 学生在学校学习,有没有获得好的教育,形成好的习惯,有没有创造精神,有没有社会责任感,有没有公民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像不像一个正派人,应当成为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这样的评价应当贯彻于学校教育的细节中,成为学校文化。今年5月30日,山西太原尖草坪区汇丰中学学生在街头救助一名患病老人,送医后转危为安。我把这则消息看了多遍,被学生的真诚无私感动的同时,想到他们学校有最好的老师。 我认为真正的好老师大概有这样一些特征:有社会理想,有职业精神,他的眼光始终能向着未来;有人道精神,在教育教学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人”——把学生当人,也把自己当人;他不是教育生产线上的部件,他是有独立意志、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他不屈从于权势,不受诱惑,他总能从教育教学中有所发现,感受乐趣,能远离名利场;他能在学生面前展现优秀的思维品质,给学生启示和积极影响;他有反思意识和自省能力,这是他作为一名教师的超凡脱俗之处;他是有智慧的学习者,他比一般人更善于学;他的课堂包含许多人生经验,有宽广的知识背景,他站在讲台,学生面前便出现了辽阔的世界…… 教师的教育教学有了对生命的观照,学生才能有饱满的人性。好老师的身影会长久地伴随学生,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仍然能记住老师的教育姿态,即“好人”的样子。

    多省也在逐渐改革

    北宋理学家张载说,士人的崇高责任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大人”哲学在今天似乎已不合时宜。一些人认为,一个人是选择为自己活,还是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两者并无价值高低之分。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不管是乐于奉献还是自私自利,是光明磊落还是蝇营狗苟,其人生价值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么道德人格、社会舆论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正如人的精神有丰富、贫乏之不同,人生道路、道德义务的选择也有境界高低、价值多寡之别。作为学生人生引路人的教师,对于“大人”哲学,对于人生大境界,虽不能至,但也应心向往之,至少留存一份敬意,或许自己的人生追求就会更纯粹、更有趣味一些。

    现在的中国,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可以为孩子提供的物资条件也越来越丰富了。但是优越的物资,好像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更多的羁绊,他们追求名牌,他们不珍惜金钱,他们不懂得节俭。于是,年轻的父母又开始反思,对孩子究竟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生活?

    “四有”中的“三有”,都指向教师人格魅力、道德精神素养。这启示我们,好老师的第一品格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坚守、仁爱的拥抱。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教师的理解从“圣人”跌到“俗人”,把教师岗位等同于一般性的谋生职业。其结果,教师道德的自我期许也和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不断降低,甚至越过底线。近年来,“范跑跑”少了,但一些把教学当娱乐、把学校当秀场甚至师生互殴的事件,仍时有所闻。这一方面是部分家长、学生不把教师当教师,引发家校、师生关系不协调,另一方面也是教师群体在道德标尺上滑坡造成的某种反弹。

    杨思羽:我最喜欢的是“我愿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富的思想”,来到瓦尔登湖。思想的丰富,是无穷的,能引发人生的彻底改变。

    学生负担过重的痼疾,确非简单的行政命令朝夕之间就可根除的。对于学生和家长,即便有种种新规力刹“择校风”,但各种形式的“推优入学”还是屡禁不止。况且,有了好成绩,总是感觉手上多了个筹码。从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说,将发展政绩与打造“示范中学”“优秀学校”挂钩的做法,也使得教育资源分配不断倾斜。而长期以来把考试分数当成唯一标准的评价系统,更是造成孩子课业负担过重的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穷养儿子的标准是什么,穷养儿子,需要给儿子什么样的磨难?富养女儿怎样才是富养,富养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女儿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师为万教之始。但当个别教师不适当的行为经过网络的聚集之后,成为整个师道的耻辱,也由此逐步影响了教师队伍在社会的整体形象。而一些并不适当的理论研究,比如脱离中国的传统和实际引入教师学生“契约论”,淡化师生间的特殊“拟血缘”关系,也加剧了相关问题。许多学生对老师的不敬,很大程度也是来源于社会对师道负面的渲染和评价,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内心对老师的敬畏之心。

    也许在学校看来,他们是在展示自己的教学能力与实绩,是在彰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提升自己的社会知名度,为即将到来的招生做一个大的广告。这正是越是高考成绩好的学校,越是起劲的发送“高考喜报”的原因。可是,即便是最优秀的学校,也不能保证它所有的学生都能百分之百地考过一本、二本线,它总会有名落孙山者。而当学校把过线学生的名字写上大红“喜报”,将其奉为高考的英雄、自己教学的骄傲的时候,在客观上便将那些落榜者视为学习的失败者与未能教育好的学生,成绩优异的考生成为学校的骄子,而落榜者此刻已成了学校的弃儿。此时的学校已经忘记,金榜题名者与名落孙山者,都是自己的学生,都应该给予一个平等的人格与尊严。在学校这样一种地方,如此作为,显然失去了它之所以成为学校的本分。

    可以看出,这次对高考加分的清理是比较干净彻底的,只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就很难获得生存空间。而严格执行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加强信息公开,接受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二是加强责任追究,对违规者决不姑息迁就,让弄虚作假的成本远高于收益。

    突出才能类:在语言、逻辑、智力、记忆、国学等方面具有特殊天赋或才能的学生。

    刘长铭:这样的学校起了一个很坏的导向,这不符合规律,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在助推,背后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说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正是《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的独到之处。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的新词成为普遍使用语,有的意思发生改变,有的则渐渐消失。而辞典标注出了最初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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