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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教学设计

2019年04月15日 13:21

    有时,我们对“抱残守缺”的课改反对者批评有加,但对一些认为“只要改课、必有效果”的盲目乐观思想缺乏警惕。日本学者佐藤学曾指出:“当今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实验并不总是理想的,未必会给教育带来进步,也未必注定会给儿童缔造幸福的未来。在这些改革与实验中也夹杂着教师的困惑与失望。改革与实验的时代,也是混乱与迷惘的时代。”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存在失败的危险。一些地区、学校把课改看作是一种“时髦”,简单冒进、包装打造,使课堂教学改革成为闹剧,失去了改革的严肃性。我们对待课堂教学改革应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能“拍脑袋”下决策,要学会科学论证。课改是慢的艺术,容不得急躁与冒进,那种指望“马到成功”,指望全体教师“齐步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要记住,课堂是“为学生发展而改、为教师发展而改、为学校发展而改”,而不是“为喝彩而改”。

    对于我国教师和学生的冲突问题,我国通常采取的调查、处理方式,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调查,因此执行的是行政标准。在这种调查、处理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利都被漠视。可以说,在行政治校的办学环境中,教师和学生都是弱者,两者的冲突是弱者的冲突。如何处理冲突,全凭行政的意见。 

    毕竟世殊事异,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统一的答案很难有,但统一的答题流程却可以有、更应该有。我们能否制定应对“意外状况”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纠纷解决的制度与流程,让矛盾的解决更顺畅、更科学、更有公信力?要知道,面对各种失误,最大程度实现制度性救济,打好“公平的补丁”,本身就是高考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笔者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源于9年前的经历。当年围绕名校能不能建“省招班”有过争论,省里明确规定不准“跨境招生”,但个别学校为追求清华北大录取数,巧立名目,搞“实验班”“强化班”等。有校长竟在大会上说“哈佛和牛津还在全世界招生呢”,愚妄至此,几近无药可救。

    第一要培养学生学会管理时间,第二要培养学生的生活习惯。如果学生不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做作业磨蹭,不按时完成。效率自然也跟不上。当然,在初中阶段,也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品德与素质的培养。

    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

    新政策明确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参加同一科目两次考试以及更换已选考的科目提供机会。同时要求各省份提前公布学业水平考试的报名时间、开考科目、考试时间、报名方式等,便于学校安排教学及学生报名考试。

    和年轻人聊天,你会发现,谈及自己的成长,他眷念最深的,往往是中学语文课。为什么呢?

    第八招,偶尔用恳求的语气与孩子说话。

    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优秀人才的并不多,即便是十分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他们的子女能成为杰出人才的比例要低于其它知识分子阶层。

    当我们学习一门很难懂的课程时,千万别灰心。在请教别人之前,先应该自己帮助自己,思考再思考,这样你将学会如何去思考。

    在中国大学正千方百计在本科阶段推行通识教育、淡化专业的今天,承担着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责任的中学却反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强化了专业训练,这岂非是咄咄怪事?它将产生两方面的严重影响:对大学而言,将不得不在新生入学之后花费极大气力来扭转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对中学而言,在本该开拓视野,打下扎实基础的阶段却完全沦为向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分数加工厂和职业技术训练班。这两种作用力叠加在一起,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且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思之令人不寒而栗。

    凤凰网教育:中国教育创新跟国外教育相比,您觉得哪几个方面需要下一步着重改进?

    “从学校的视野看来,小地方确实不如大城市。”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姜麟琨来自小县城,他这么看待自己与大城市孩子的差距。这或许道出了城里的重点学校所应当把握的优势——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健全的思维能力。当然,普通学校也要为之而努力。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学校,一味追求在知识量上的早而全,并非是值得夸耀的做法,甚至有害。姜麟琨称自己小时候经常爬山、捉迷藏、去山里的寺庙转转,这些虽然都是“玩”,却是健康的成长状态。

    3 作弊现象缘何“春风吹又生”?

    ◎北京

    恢复高考以来,本市基本上都是考前填志愿,一般填报志愿的时间为5月中旬。

    我相信他上学的时候家长一定希望他将来能成一个IT精英,他的前期目标都实现了,上清华,读了研究生,有很好的工作了,但是他要走自己生活的道路,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社会怎么评价。清华的高材生怎么去摊煎饼,不用顾及人家怎么说,北大的毕业生怎么就不能够卖猪肉呢?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

    在我所在的大学,我们所做的探索是正式学习已不再是一门课、一本教材、一个老师、一堆知识点。课程由Lecture(讲座),Tutorial(辅导),Seminar(研讨),Project(项目),Workshop(工作坊),Self-study(自学)等组成。讲座一般采用大课形式,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学,辅导是以小课的方式帮学生解读学习中的问题进而深入探索,研讨主要展现该领域最新进展以引领学生进入前沿,项目则帮学生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整合所学知识并训练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坊等则提供师生更广泛与深入的交流。在这样的正式学习中,最核心的是自学,因为上述所有环节都要求学生在参与之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整个学习过程实现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和成长。

    据了解,浙江省有30多万考生,1分就有五六百人,最集中的1分有近900人,10分就差5000个以上名次,就可能是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差别。高考加分最少也有5分,多则20分,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确实极易引起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忧虑。

    病不可养。越耽误,马太效应越起作用,将来的代价将越大。改革,就是要调整利益格局,就是要敢拆利益固化的藩篱。少几所带光环的超级中学没什么大不了的;让教育不公平弥漫,才是真正的长远伤害。

    大学要有大师,先得有人立志做学问成为大师。想起晚年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先生的人生选择。如果早年不曾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世界科学界或会多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乃至华裔诺奖得主;回国的选择,让他数十年间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却将祖国的航天国防事业一举前推了至少20年。孰重孰轻,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名校毕业生,一样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大学,正是让青年“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扣子的关键之地。

    然而,上海的国际学校并没有北京的国际学校那么吃香。郑钢表示,上海的公立学校比较强,比较受学生青睐,而国际学校数量多、收费高,从目前看并没有什么显著优势。“在公办学校,学生学习成绩一般,上好高中或者大学比较困难,而家里条件还可以,可能会选择国际学校。”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通过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来探索解决教育公平和择校问题,无疑是抓住了义务教育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在笔者看来,要将这件事情做好,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有系统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教师聘任制的出台实施,激活了教师队伍,各地学校也出现了个别优秀教师跳槽的现象。倘若教师因子女升学,或者是为了夫妻团聚等原因而选择离开学校,无可厚非。但在现实中,一些学校却因为处事不公而“逼走”一些优秀教师。

    “改革后在选择科目时,学生除了选文或选理两个方向外,也会出现交叉的情况,比如选择政治、历史还有物理。这种情况必然要求高校招生标准有所调整。”杭州高级中学新高一班主任陈老师告诉记者,老师们更期待录取细则的进一步出台。

    第六招,让孩子阅读世界伟人的传记。

    2015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在围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说,中国城乡、区域、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存在教育差距,这其中尤其是城乡差距应特别重视,建议在薪酬体系上,农村教师比城市老师有20%至30%的提升空间,以留住乡村优秀师资。

    高考公平事关千万考生的切身利益,关乎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少一点加分项目,就会多一点高考公平。同时应该看到,削减高考加分项目绝不是否定素质教育,更不是否定特长生的价值。素质教育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开花结果。

    学生论坛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张澜、吴玉章等先贤,当初筚路蓝缕创办经营这所学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办学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卓越”人才。然而卓越人才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怎样才能造就卓越人才呢?他们一定也想到了诸如勤奋、求实、博学、创新之类的。但他们想过去想过来,反复思考权衡,在众多的素质中,他们选择了“诚勇”。他们认为不“弘扬诚勇”,无以“追求卓越”。

    其一,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实体立法确定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界,使之不得逾越。

    同一科目可2次考,已选科目可更换

    一、合理划定招生范围

    这个问题我愿意多说几句。事实上,在一线教学中,古诗文始终都是重头,比较难,可是有“讲头”,而考试又比较好拿分(因为古诗文方面的试题一般以知识性为主,死记硬背的也多一些),所以老师会在教课中“加码”。如果教材编的古诗文分量再增加,有可能一半的教学精力都投放于此,这是不利于完成整个教学计划的。

    什么样的大学才当得起“世界一流”?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校有着各自的答案,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被一致认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光有过硬的硬件还不够,还得有优秀的人才、深厚的文化、高尚的品质。“软实力”才是决定大学高度的关键。

    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

    1999年 7月 ,教育部在广东省召开座谈会 , 广东省介绍试行“ 3+ x”的情况 ,讨论高考深入改革问题。 会后教育部发出纪要指出: “进一步加深对` 3+ x’ 科目设置方案的认识 , 正确把握其本质。 ` 3+ x’ 的科目设置方案 ,把统一性的要求和多样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是现有条件下的一个好方案”。 针对当时的情况 ,会议强调要特别注意: “` x’ 的可选择性。 要给高校一定的选择权 ,逐步打破高考`大一统’ 的局面。 ` x’ 部分可以有限选和任选 ,但一定要由高校选。”

    入学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准点,也是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教育问题。新年伊始,教育部就在“择校”问题的治理上发力。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后,教育部进一步将工作聚焦在19个矛盾集中的大城市,印发专门通知,要求制订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并明确提出了时间表与指标要求。标本兼治,破解择校难题,是今年教育改革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识字和写字分开要求,是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传统语文教学的识字和写字也分开。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主要供小孩阅读背诵,有意无意就认识一些字了。有意思的是, “三百千”合起来总字数是2700多,剔除重复字得字种1462,数量跟现在要求1600差不多。古代蒙学的学写字也并不一定依照“三百千”来写,而是先写笔画少容易上手的字,如“上大人,丘(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等等。记得我小时候开始填红学写字,写的也是这些,而不是课文。可见把低年段的认字写字分开,是有必要的。

    于漪认为:语文教育要直面于“人”,植根于“爱”,发轫于“美”,着力于“导”,作用于“心”。在她看来,情感即是手段,更是目的。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认知教育,还包括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她认为,“教育的事业是爱的事业”。“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友人之爱”。所以,在于漪的语文课堂里,洋溢着一种融融的师生情谊,这既是一种师生友情,又是一种长幼亲情。她强调

    现在社会上对语文教材很多批评议论,媒体每隔一段就会把语文拿出来炒作,弄得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很紧张。我们修订编写教材,不能完全受社会上的批评炒作左右。那种动不动把现下的教材视为“垃圾”,甚至鼓吹要“对抗语文”的颠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烧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既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制造混乱。

    4、 从媒体的角度,“传正能量,树新风气”。

    反过来,又有人会担心:这样管得是不是太死,学生的“闪光点”体现不出来?评价体系也做了“兜底保障”,留下“自我介绍”的空间。比如,一个高中生参加了上海马拉松比赛,但从可核实性来说,这个比赛未必能进系统,怎么办?就可以由学生主动写在“自我介绍”中,方便高校招录时“按图索骥”。

    第六招, 间接消除孩子的欲求不满。

    2、重视能力提升。在训练主观题时,尤其要注意“规范答题,说内行话”,训练思维的条理性和严密性。

    凤凰网:什么样的学生能进北京四中?过去给大家印象,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都是很难进的学校?没有特殊关系很难进,是不是这样?

    然而,教育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异地高考”层面,还远远不够。大城市公共资源容量有限,完全不设门槛、单边放开异地中高考,可能导致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挑战城市管理,引发群体矛盾。同时,这份公平正义的覆盖面也仍然有限。对广大农村人口而言,如果只能靠迁徙大中城市才能享受相对优质的义务教育,仍然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长远来看,应该让在中国任何地方学习、考试的孩子,都有相对接近的教育环境和录取标准。毕竟,不管北上广等城市的考场怎么开放,1000多万随迁子女,相对于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少年来说,还是少数。

    浙江(2009年方案)和北京(2010年方案)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为高中会考。在高职高专院校录取中,两地均采用高考分数与会考成绩等级并列式,浙江叫“3+技术”,北京称“高会统招”。两地都依据高考3科450分划定分数线,依据会考成绩等级为专业报考条件。浙江对技术会考成绩提出合格以上的要求,北京规定高职院校可从会考备选科目中选定2或3门,并提出成绩等级要求,提前向考生公布,录取时,考生会考成绩满足学校要求后,按3科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投档。北京“高会统招”的经验尤其值得总结和借鉴。

    “我的一个学生,毕业时可以去远郊区的一所学校,也能进市里的示范高中,考虑到远郊区的学校能解决住宿问题,可以住在县城,而且有校车接送,最后他选择进入了远郊区的学校。”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景斌举例指出:“这说明,有政策上的保障和倾斜,才能促使农村教师回流。教师不流动肯定不行,但不能是单向的,要实现合理有均衡性的双向流动。待遇问题是关键,是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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